智选+ “考后经济”持续升温，他说：“别小看这门‘社会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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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里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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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旅行，驾考培训，手机、平板、电脑“电子三件套”，人生中的第一只名牌包包……这些包含社交体验类消费、技能培训类消费、旅行出游类消费等在内的新消费形态在暑期接连涌现，颇受中高考后的考生青睐。《经济日报》报道，作为暑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后经济”涵盖多个消费领域，尤其是在服务消费领域展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这些消费行为不仅满足了学生群体的个人需求，也带动了家庭消费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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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考后经济？考后经济为何会出现？又如何应对消费主义裹挟下的异化风险？此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系副教授叶顺在接受潮新闻采访时表示：“‘考后经济’是一种奖励式消费，也是一堂学生的‘消费预习课’。”本期【浙里热评】，我们邀请叶顺副教授对考后经济进行深度解析，透视其背后的深层逻辑。

叶顺

本期学者

学者简介：叶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旅游小企业创业与成长，微观旅游需求分析和技术驱动的体验创新

狂欢背后：多重动因交织下的消费“火山”

叶顺指出，所谓的“考后经济”，主要指高考和中考之后出现的短暂的、集中性的消费爆发现象，主要的消费主体具有特殊性以及跟教育的关联性。考后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叶顺认为，制度性压力的集体释放塑造了考后经济的底层逻辑。“中高考作为教育体系中的刚性节点，将学生生存状态切割为‘考前’与‘考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阶段。”叶顺分析，“以高考为例，当长达十余年的应试高压瞬间解除，消费成为宣泄的天然出口。”在此背景下，压力的释放和解除带来报复性、狂欢性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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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身份转换的仪式性消费构成了情感维度的驱动力。在叶顺看来，考生正经历“从依附家庭的非独立个体向准社会人过渡”的关键蜕变。手机、电脑、首次远行等消费行为被赋予“成人礼”的象征意义。叶顺认为这与父母心态的转变息息相关：上了大学之后，父母对于子女的管束往往会趋于放松，子女的未来基本定型，而父母的管教责任也就告一段落，转而给予子女更多的自主性。

叶顺还观察到：“父母将考后消费视为对子女乃至自我付出的清偿。”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的一代享有更密集的家庭资源，而考试结束被视作两代人“共同牺牲”的终点，出于补偿心理，父母对于孩子在考后这段时间的消费需求，往往也会尽可能地满足。除此之外，有些父母也会把考后消费作为对子女的奖励或激励。因此，在决策主体上，考后经济多以考生为主导，家庭来进行辅助；在消费逻辑上，具有仪式性、符号性强的特点，并且受社会传染的程度也比较高——即看到同龄人的类似消费，从而产生消费的需求，但这个消费逻辑往往不是以真实的需求作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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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层心理机制来看，叶顺将考后经济总结为“一种创伤后的成长”：“如果说把备考的过程看成是一种集体性的创伤经历，那么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消费来来重建自己的控制感，自主选择一些在备考期间不被允许的消费，比如说使用手机、玩游戏等。”另外，考生也会把它作为一种仪式感，作为类似于成人礼的成长性需求。

叶顺还特别提到，除了父母和子女各自的心理，以及一些结构性因素之外，商业资本推波助澜也是一个主要因素，例如，一些企业推出“准考证特权”旅游产品，还有“考后狂欢”类型的一些资本营销手段等，也构成了推动考后经济的重要因素。而叶顺认为，由于考后消费具有特殊性，与其关注它的经济意义，不如将重心放在风险的管控上，以及对此现象做相应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一些异化现象做一些预防。“比如说像把消费主义等同于成长的仪式，这其实就是一种消费绑架，不利于孩子好的消费习惯养成。”叶顺说。

消费新趋：从物质犒赏到自我投资的价值观重构

当前的考后经济有哪些新特点和新趋势？当传统“电子三件套”仍占据消费主场时，新一代考生已展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叶顺教授敏锐捕捉到：消费形态正从单一物质满足转向“成长投资”与“自我实现”的复合驱动。

图片来源：半月谈

首先是体验型消费的爆发：考生不再满足于商品占有，更追求精神体验的丰盈。携程毕业旅行订单中长线游增长35%，敦煌莫高窟凭准考证半价政策使文化探索线路占比从15%跃至38%。不少考生独立深度游，以挑战自己规划旅程的能力，这种自主探索彰显了叶顺所说的“从答题机器到未知领域探索者”的身份觉醒。其次是发展型消费的崛起：驾校、健身房、技能培训成为新热点。叶顺将此类现象解读为：“青少年通过对自我的投资，获取融入新圈层的‘技能入场券’。”

总的来说，新一代消费者展现出超越预期的精明，理性决策大大增强。“从这种消费趋势也可以看出大家普遍的焦虑，越来越多的家庭和个人意识到大学只是一个起点。”叶顺指出，“单一的考试升学已成过去式，未来比拼的一定是综合素质。这也是考生从单纯的物质犒赏转向自我投资的一大原因。”

部分考生选择在假期打”暑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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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涌动：消费主义裹挟下的异化风险

当消费狂欢成为青春仪式，其潜在风险亟待警惕。考后经济的决策主体都是青少年，正处在关键的成长时期，不良消费习惯的养成、在消费中接触的一些社会现象都会对他们带来影响。叶顺指出：“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去关注的风险”。

叶顺总结了三类风险：第一，消费习惯上要预防“攀比链”，留意与同辈横向比较中的非理性支出，比如互相攀比旅行的目的地，将其与个人的消费身份标签进行绑定。此外，社交媒体也会起到攀比的放大作用，社交平台上的推广信息很有可能会助推消费标准水涨船高。这些都有可能助长“非理性仪式消费”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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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防止金融工具的滥用，例如花呗、白条、信用卡，尤其是网贷。这些金融工具的滥用，不仅可能在短期之内对考生造成债务压力，从长期来看，他们一旦习惯了这种超前消费，对于后续消费习惯养成也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要警惕安全与权益的失守，落入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经验不足设下的消费陷阱。在消费过程中，难免会碰到产品或服务有权益侵害、欺诈的问题，无良商家利用考生的攀比心理和消费经验不足的特点，故意提供一些低质量甚至是不合理的消费产品，从而让青少年消费者的合理权益受到侵犯。

叶顺提醒，最根本的首先是要预防一些健康和安全的风险，包括医美项目、极限运动等。其次是心理上的风险，叶顺提出：“横向的攀比可能会导致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差的青少年产生落差感，包括身份认同上的焦虑。”目前，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营销叙事，例如宣称“没有去过xx/没有购买xx就不算真正的毕业”，这种叙事极易给考生带来焦虑和落差感。

育人合力：构建成长导向的消费新生态

要让消费真正成为“社会第一课”，需构筑多方协同的治理网络。叶顺教授强调：考后经济本质是社会教育，需行业、家庭、社会形成育人合力。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需要承担起风险防护的责任。尤其在一些关键环节，例如金融支付产品需要加大准入监督。其次，在产品的营销过程中，不宜过度叙事，刻意针对青少年天然存在的一些弱点，过度强调消费与身份认同、个人未来发展之间的深度绑定关系，“在营销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伦理问题”。同时，在产品的设计上，要更着眼于青少年群体的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设置一些对他们有用的，有长远效应的消费产品，在推广过程中进行适当引导。